命運仿佛特別眷顧有責任感的人。因為責任，不論心里什么感覺也要去做，因為責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因為有一份責任感，很多人要比周圍的人更加成功！趙汝蘅，一名芭蕾舞演員、愛好者、守護者，一輩子之干芭蕾，為中國的芭蕾舞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趙汝蘅

“……在這57年中，我們度過了一段不平凡的歷史，但我們始終沒有放棄跳舞。”趙汝蘅念道。11歲時懵懵懂懂地走進北京舞蹈學校的情景猶在眼前。

那之后，她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和院團體制變革的年代；28歲因傷退役后，完成了從新中國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國最頂尖芭蕾院團管理者的角色轉變，從國有文化院團最困頓的時期開始，一路見證中國芭蕾舞的起伏發展。

“我自己傷了，沒跳夠、沒過著好日子，這反過來讓我覺得，應該把自己沒得到的讓年輕人得到。”趙汝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57年的芭蕾生涯，她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和院團體制變革的年代；28歲因傷退役后，完成了從新中國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國最頂尖芭蕾院團管理者的角色轉變，從國有文化院團最困頓的時期開始，一路見證中國芭蕾舞的起伏發展

趙汝蘅緩緩經過國家大劇院的一條長廊，走向舞臺。路實在太長，原本就很勞累的趙汝蘅累哭了。

這一天是7月16日。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閉幕。兩年的籌劃、半個多月的勞累，讓她40年前演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時落下的腳傷又開始隱隱作痛。

這位67歲的老人擦擦眼淚，走上臺，開始以一種平和的腔調，緩緩念出閉幕詞。

比賽僅僅十天，卻是趙汝蘅57年芭蕾生涯中從沒做過的事情。請評委不易，眼巴巴地坐在辦公室里等人報名更不易，“比當團長時還要苦惱，我都快崩潰了，”她說。在中央芭蕾舞團(以下簡稱中芭)團長的任期里，無論經歷何等的風浪，她都從未使用過“崩潰”二字。

“千萬別把這個團弄垮了”

1993年，趙汝蘅被任命為中芭常務副團長。這個官銜給舞團帶來了一陣小震動：領導班子和有些同事不明白，她不過是一個外號叫“趙大大”的舞蹈演員，她怎么就能成了團長呢？

作為1949年后培養的最早一批芭蕾舞演員，趙汝蘅曾主演《天鵝湖》《吉賽爾》及《紅色娘子軍》等大型舞劇。但跳了僅僅十幾年，文x期間下基層演出時積下的傷病便讓她過早結束了舞臺生涯。

從1972年起，兩次大手術和療養幾乎占用了她5年時間。此后，因為沒有辦法跳舞，她一直在考慮離開芭蕾舞團。

趙汝蘅第一次扭轉這個想法是在1984年。那一年，舞團派她與白淑湘等老師一起帶隊去日本大阪參加國際比賽。參賽的6個演員一下子得了6項大獎，這讓趙汝蘅十分激動。因為從1979年開始旁聽英語，彼時的趙汝蘅已經可以和外國人作簡單交流。一些外國舞團的藝術指導對她說：“以后有事就找你。”這讓她有了信心。

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李剛覺得趙汝蘅“還是一個動腦子的人”。從1986年開始，他親自點名讓她接連帶隊出國訪問。

1992年之前，文化部人事處就找到趙汝蘅，第一次提出讓她來負責中芭的工作。她一口回絕，“絕對不能干。”趙汝蘅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不適合。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個普通演員；自己又不懂管理，有這份心不等于有力啊。”

趙汝蘅

但是她關心這個舞團。有年輕演員受傷，她會急匆匆地催她們趕緊去拍X光片。“為其他人做些事情，能讓別人不走我經過的坎坷道路，是我最簡單的愿望。”她說。

雖然自己推脫，但是一年后，趙汝蘅還是被任命為副團長。同大多數國有藝術院團一樣，彼時的中芭正處于歷史上最困頓的時期。全團200號人每年只有207萬撥款，工資都發不出來，工作人員只好紛紛出去拉贊助。

趙汝蘅上任副團長前的最高頭銜是“團長助理”，就是為了方便自己去拉贊助，特意向領導爭取來的。

雖然已在舞團工作多年，但突然被提拔為領導，她還是被各種質疑和非議包圍。人們質疑她的家庭背景、演員出身和管理能力，而當她爭取到第一筆來自李嘉誠的100萬元贊助款時，又有人說：趙汝蘅的兒子在留學，她是不是拿這錢去支持兒子上學了？

趙汝蘅對自己的處境有點發蒙。她不會開會、不會講話，對舞團的未來沒有想法，也不知道從哪入手，唯一的念頭只是：“千萬別把這個團弄垮了。” 她每天應付各種問題，疲憊不堪，在團里硬頂著，回家掉眼淚。“有時候都不想來上班，覺得那個臺階我就邁不過去了。”趙汝蘅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1993年底，趙汝蘅碰到了上任后的第一個難題：廣州即將成立芭蕾舞團，他們用高薪來“挖”中芭的人，從領導、主要演員一直“挖”到后臺人員。

怎么能把人留住、讓這個團不散？她設身處地想了想，覺得演員的心理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想跳舞。

情急之下，她決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讓很多人有上臺跳舞的機會，“從跳舞上找到藝術感覺，就不走了”。她這樣想。

之后，一些主要演員還是去了廣州，但畢竟絕大部分人留了下來。這個轉折點讓趙汝蘅明白，藝術是能留住人的，她也漸漸有了一點成就感。

機構改革：困難重重

1994年，在帶舞團赴香港演出期間，當地《南華早報》的一篇報道讓趙汝蘅大受打擊。文章寫道，“平均年齡39歲”，中芭可稱“世界上最年邁的芭蕾舞團”。

從香港回內地后，趙汝蘅下決心解決“新演員進不來、老演員出不去”的情況。可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請人家走是不太可能的”。

趙汝蘅選擇的方式仍然是排戲。她回家翻看錄像帶，最后決定排《舞姬》——這出被公認為難度最大的芭蕾舞劇，一出場就要求演員抬后腿。“演員老了就抬不動了。”她說，“讓他們自己感覺自己不能跳了。” 同時，她申請把35歲以上的老演員養起來，讓他們拿60%的工資提前退休。

剛解決了這個人事問題，新麻煩接踵而至。在1996年文化部的體制改革中，中芭一度被并入中央歌劇院，舞團樂隊也宣告解散。而趙汝蘅當時則固執地堅持應該保留中芭的建制。于是，“上面”覺得她抵制改革；下面的人則在上班途中攔著她，責問她為什么要解散舞團的樂隊。

到了2001年，演員的宿舍樓又成了趙汝蘅最頭疼的事。為了改造這棟老化的筒子樓，她跑到時任發改委主任曾培炎處，終于爭取到相應的撥款。

同時，她開始主導舞團“年薪制”改革，讓演員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改革方面，我們是走得太超前了，” 主管人事工作的中央芭蕾舞團原副團長何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以至于2006年國家工資改革時，我們反而又倒回去再做。”

除了機構改革，趙汝蘅還得操心芭蕾舞在內地的普及工作。直到1990年代中期，舞團演出時臺下還是亂哄哄一片，觀眾“聽不懂也看不懂”。他們去廣州演18世紀浪漫主義芭蕾舞《吉賽爾》，別人很驚訝地對趙汝蘅說：“這不應該是吉普賽的東西嗎？”

于是，她開始嘗試在開場前親自上場，站在幕外跟別人講解劇目常識。同時，受到李德倫開創普及性交響樂演出的影響，中芭開始做一些普及講座。最早一次講座是在國家圖書館，7對得過國際金獎的演員在一眾部級干部面前表演雙人舞，趙汝蘅則在一旁簡單講解芭蕾發展史，與臺下互動。“走進芭蕾”系列講座由此被開辟出來，變成一個長期普及項目。

2000年，北大百年講堂剛投入使用，趙汝蘅便找到北大，最早把演講堂開啟成為一個演出場地。如今，北大的芭蕾舞演出已經成為固有節目，培養了大批芭蕾觀眾。

趙汝蘅

開啟跨界合作

1995年，受哥倫比亞公司的邀請，趙汝蘅第一次作為團長帶隊出國演出。那時候，受邀的幾乎都是片斷或小節目，而且演出地點“是邊緣的小劇場”。

趙汝蘅已經明白，藝術才是一個藝術團體“最大的政治”。除了中芭的“老家底”《紅色娘子軍》外，怎樣才能告訴觀眾，芭蕾不僅僅只有王子和公主？

她把目光投向了不同風格流派的編舞，希望借此給舞劇帶來全新的角度。1999年起，她開始主持編排《黃河》《梁祝》及《胡桃夾子》等一些中型中國舞劇。前者找來民族舞蹈家陳澤美，《梁祝》排了中外編舞兩個版本，《胡桃夾子》也找了不少外國編舞，“但都不算特別成功”。

其實，趙汝蘅對話劇尤其關注，因為“先鋒話劇是走在前面的”。其中在黑匣子劇場演出的《北京的故事》給了她很大沖擊——在這出劇目中，京劇、現代舞和話劇演員同臺演出。趙汝蘅朦朦朧朧產生了尋求與業外人士合作的想法。

2000年，《胡桃夾子》的舞臺設計師曾力對趙汝蘅提到，導演張藝謀在做音樂劇《印象劉三姐》。趙汝蘅當即想，《紅色娘子軍》也是根據電影改編的，張導既然能導音樂劇，干嗎不能做芭蕾舞劇？

通過曾力的溝通，趙汝蘅約張藝謀在北展看了場芭蕾舞，之后便去她家開始談劇本。經過多次討論，他們決定改編張藝謀的舊作、色彩極為強烈的《大紅燈籠高高掛》。

趙汝蘅又找來旅法作曲家陳其鋼和法國服裝設計師，后者用旗袍把芭蕾舞演員整個包了起來。

當時，電影導演、旅法作曲家、話劇舞臺設計師這樣的跨界合作引起了非議。非議來自劇團內部、輿論乃至上層，導致該劇落選第一次國家精品工程。

“張藝謀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社會地位，反對他的人特別多，我們的劇目選擇也是有非議的。”趙汝蘅回憶說。

然而，《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國外備受好評。2003年，這出舞劇成功出訪英法意三國。英國方面甚至主動找贊助，并同意中方自帶樂隊。整整一個星期，賽德勒溫泉劇場都掛滿了紅燈籠，直到最后一場，門口的觀眾還排著長隊。帶著170多人龐大演出陣容的趙汝蘅不由得想到，17年前自己也帶團來過這里，卻只能演出片斷《天鵝湖》和《祝福》。

在意大利演出后的觀眾見面會上，趙汝蘅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為觀眾講述了從《紅色娘子軍》到《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故事。一位戲劇評論家總結，“最早我們把《紅色娘子軍》認作中共宣傳工具，現在我們覺得它是一個中國的財富。《大紅燈籠高高掛》則代表了現代化的中國。”

這次成功出訪也打響了中央芭蕾舞團的名號。在此影響下，趙汝蘅于2008年帶著《天鵝湖》登上殿堂級劇院——英國皇家歌劇院的舞臺，2009年又將兩出整戲帶到巴黎歌劇院。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貢獻”，法國向趙汝蘅頒發了“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

“《大紅燈籠高高掛》不能說是絕對的精品。”十年后，趙汝蘅評價。她深知這出劇目還是有一些問題，“但我覺得這一步邁出去，是一種無意識的突破。”

她將《大紅燈籠高高掛》跨界合作和商業上的成功評價為一個“拐彎”。這種模式影響了許多人，此后有越來越多的舞臺藝術開始跨界合作。“我覺得中芭是起了一個先導作用的。”她說。

而這出劇目也讓趙汝蘅看到了舞蹈界自身的問題。跟張藝謀的合作中，最大的障礙是編舞自身的文化水平——導演有天大的想法，編舞都無法理解和體現。

2008年，中芭選擇人藝導演李六乙創作舞劇《牡丹亭》，也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李六乙急得都想練舞了，編舞也快被我逼瘋。”趙汝蘅說。她希望編舞能夠具有美術眼光、音樂修養和文學底蘊，“林懷民是文學博士出身，體驗出來的東西是不同的。”

離開中芭的趙汝蘅仍然記掛著這件事。在今年籌辦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時，她明知道編舞比賽不好搞，也堅持要把它放進去。她自認自己卸任后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因為“我這一輩子就干芭蕾這么一件事”。

有的人一生干過很多事，比如李小龍，跳舞、開武館，拍電影，都很成功；有的人一生干過很多事，卻最終一事無成，這樣的人很多；有的人一生只干一件事，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成就，這樣的人我們身邊也不少。趙汝蘅，一位芭蕾舞演員、愛好者、守護者，一輩子之干芭蕾，為國家的芭蕾舞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